羊在人们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动物之一，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人类驯养、养羊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技术日益发达、生产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历史。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羊的足迹，这也透露出人类和羊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。

羊是人类最早开始狩猎的动物，也是人们最早得以驯服的家畜之一，在中国，驯养羊的历史大约已有8000年以上。从考古发现的羊骨化石和与羊有关的工艺品来看，华夏先民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开始养羊，并且牧羊的方式多种多样：有牧群排成一列、齐头并进的“一条鞭”式，也有羊群散开、自由吃草的“满天星”式。其中，人有步行的，也有骑马的；有单人的，也有多人的。夏代遗址中已有了羊骨架，到了商代，养羊业已有了相当的规模。周代的养羊业更发达，设置了主管六牲的官职“牧人”。据《诗经·小雅·无羊》“谁谓尔无羊？三百维群”的描述，当时一群羊已有了300多只的规模。

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饲养羊的人越来越多，据《庄子·达生篇》记载：“善养生者，若牧羊然，视其后者而鞭之。”以牧羊喻养生，可见牧羊业在民间已经颇为广泛。秦汉时期牧羊业继续发展，民间有人养羊甚至已达1000只，真可谓人畜兴旺。到汉代，还出现了许多养羊能手，汉武帝时有个叫卜式的人曾专门为天子牧羊，所养之羊肥壮健康、甚召人爱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虽战乱频繁，但畜牧业仍有一定的发展，北朝民歌《敕勒歌》就是对当时畜牧景象的形象描绘。

隋唐时期相对太平，人们安居乐业，羊的数量和品种都大为增加。当时一些从外域引入的羊和本地的羊杂交配种，形成许多优良品种，这就大大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。

宋代，在北方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，畜牧业占有首要地位。苏颂在出使契丹时，描述当时的情况是“羊以千万为群，生息极繁”，可见当时养羊业的发达。

元、明、清时，不仅北方、中原地区养羊业发达，西南地区的养羊业也有很大发展。据《滇海虞衡志》记载：“羊于滇中为盛，省城每日必到数百，四季无闻，时也有大尾羊，皆来自迤西者。”

羊如此与人们常相陪伴，牧羊生涯也成为一幅独具风情、甘苦自知的人生风景。终年在原野上放牧，风吹雨打，霜寒日晒，可谓苦上加苦，但这同时也磨砺了人的体魄和意志。汉时抗击匈奴的大将军卫青、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、晋代《博物志》作者张华、东魏《齐民要术》作者贾思勰等都曾经有过牧羊的经历，这其中，羊已经因为他们光辉而灿烂的一生而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。

宋朝文天祥《咏羊》诗云：“长髯主簿有佳名，绩首柔毛似雪明。牵引驾车如卫蚧，叱教起石羡初平。出都不失成君义，跪乳能知报母情。千载匈奴多牧养，坚持苦节汉苏卿。”“长髯主簿”是羊的别名，因山羊颔下有须，常昂首前视，好像一个学识渊博、温文儒雅的先生，所以羊有此称。这首诗中提到的卫蚧是晋人，风姿秀异，有玉人之称，常乘白羊车于洛阳市上。后面提到的“初平”是指黄初平，据葛洪《神仙传》记载：他曾在金华山牧羊40年不返家，其兄找到他，问羊何在，初平叱曰：“羊起”，于是白石皆变为羊。萧纲的《仙客》诗：“穿池听龙长，叱石待羊归”、李白的《古风》之十七：“金华牧羊儿，乃是紫烟客”，都是对“初平叱羊”的描述，今天在香港、澳门等地，黄初平甚至已被引申为能点石成金、有求必应的“黄大仙”了。“汉苏卿”就是苏武，千难万苦中仍不放弃信仰和忠诚的汉家忠臣。

延伸阅读

苏武牧羊

苏武，字子卿，为西汉时期杜陵人，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匈奴，不意却被匈奴囚禁。匈奴单于胁迫苏武投降，可他坚决不从，因此被流放到北海牧羊，历时十九载，苏武仗持汉节，饮雪食草，矢志不渝，直到昭帝与匈奴和亲，才得以归汉。苏武身在异乡而心向故国的赤诚感人肺腑，苏武牧羊已经成为爱国守志、忠贞不屈的象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