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是马球和舞马最为风行的时代，上至皇帝妃子、达官贵人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以打马球和看舞马为时尚，这些娱乐活动的兴盛不仅显示了唐朝国力的强盛，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肖马文化对于唐代人民生活的深远影响。

唐代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至高点，统治者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，带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马球和舞马也逐渐兴盛起来，并达到了高峰。

马球

马球，在中国古代的史籍上叫击鞠、击球或打球。唐代是中国马球盛行的时期，上自皇帝，下至诸王大臣、文人武将，大多都以此为乐。1971年，陕西省博物馆在乾县发掘了唐章怀太子李贤墓，墓中陪葬的文物甚多；墓道两侧有50多幅完好的壁画，《打球图》就是其中的一幅。画面上有正在跑动的20余匹骏马，体态丰满，细尾扎结；骑马人头戴幞巾，脚穿长靴，手执鞠杖；一位骑枣红马的骑手跑在最前面，高举鞠杖，侧身向后击球：球在场中滚动，后面几个骑手驱马争枪。

唐朝之所以马球盛行，是和长期战争分不开的。唐太宗李世民改变了骑兵装具，成为轻骑兵，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与远程奔袭的特长。这种特长符合大唐帝国地域辽阔、疆土广大的战略需要。因此，唐代自建国以来就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。有了马匹，还要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，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骑木和马上砍杀技术的最好手段。唐代开展马球的目的就是为了军事训练，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活动。

“百马撵蹄近相映，欢声四合壮士呼”。无论是参加打球，还是观看比赛，马球运动都能使人精神振奋。唐代宫中盛行马球，从唐中宗到唐昭宗十六位皇帝都是马球迷。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、藩镇守将甚至还都辟有私人马球场。风俗相尚，连宫女也竞相以打马球为时髦，马球盛况可见一斑。

唐玄宗李隆基在还是临淄王时，他的精湛绝伦的马球技艺就已享誉内外。李隆基当上皇帝以后，更是精选良马，醉心马球，不过身为一国之君，已很少亲自上场，只是常常观看宫中球队比赛，品尝那紧张较量中的竞争滋味。

唐宣宗李忱打马球的技艺不在唐玄宗之下，他经常活跃在球场上，手持鞠杖，乘马奔跃，运球于空中连击数下而马驰奔不止，迅若闪电奔雷，连左右神策军的马球高手，也无一不佩服皇帝高超精湛的球艺。唐僖宗李儇更是沉溺于马球而不问国事，他还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朕若应马球进士举，须为状元。”有一次，唐僖宗令陈敬暄等四人进行马球比赛，陈敬暄得了第一筹，当即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。

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《马球图》，是唐代君臣酷爱马球的最早形象资料。图绘二十多名骑手，都是左手执疆，右手持偃月形球杖，穿深浅两色窄袖袍，所骑之马皆结尾。最前面一人骑枣红马，回身反手击球，这是唐代著名的背身球击法。一人侧身回首看球，后面两人正骑马向前抢球，其余的人或行或止，或竞相争来，或举目观望。唐代出土的马球俑、马球纹铜镜，也都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。

舞马

唐代不仅马球盛行，而且舞马亦大盛，舞马规模之大、技艺之精，都是空前绝后的。唐人郑处晦《明皇杂录·舞马》记述唐玄宗命教舞马四百蹄，无不曲尽其妙，这些“衣以文绣，络以金银，饰其鬃俄，间杂珠玉”的舞马，训练有素，会随乐而舞。每逢千秋节，唐玄宗在兴庆宫勤政楼下举行舞马庆典，当乐队奏响《倾杯乐》曲，匹匹舞马“举趾翘尾，变态动容，皆在音律”。乐曲终罢，舞马还会衔杯跪拜，向唐玄宗行礼祝寿，劝人饮酒。

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舞马衔杯纹仿皮囊式银壶，则把唐代舞马屈膝衔杯景象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，舞马肥臀体健，长鬃披重，颈系花结，缓带飘逸，只见马口衔酒杯，前腿斜撑，后腿蹲曲，马尾上摆，好像正合着音乐节拍，以优美的舞姿为皇帝献寿。这富有情趣的形象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，使人想起唐代舞马的盛况，真是妙不可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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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陵六骏

唐太宗李世民一生爱马，对于自己南征北战时所骑的战马视同建立功勋的功臣一样珍爱。李世民生前指令将为自己立下战功的六匹马的形象制作成六块浮雕，立于自己死后的陵寝石屏上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骏。它们分别是特勒骠、青骠、什伐赤、露紫、拳毛駧和白蹄乌。这六匹骏马都有着自己的战争背景：特勒骠是李世民与刘武周的部将宋金刚决战时的坐骑；青骠是窦建德冲杀屡立战功的战马；什伐赤是大战王世充、窦建德时所骑的名驹；飒露紫是李世民与王世充会战洛阳邙山时的坐骑；拳毛駧是李世民与刘黑 会战时所骑的战马；白蹄乌是战胜薛仁 并将他俘获而归时所骑。